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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仲华简历,向仲华68岁担任许世友的政委

党史博采 2018-01-12 11:49:01 阅读:

向仲华简历,向仲华68岁担任许世友的政委

向仲华,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,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曾任中革军委后方政治部宣传部长,红色中华报社社长,新华社业务负责人,晋察冀野战军第6纵队、人民解放军第68军政治委员,军委装甲兵政治委员,军事科学院副政治委员、副总参谋长,广州军区政治委员等职。先后参加中央苏区历次反“围剿”作战和长征,率部参加平津、太原等战役,参与指挥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。曾参与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,是新华通讯社和军委装甲兵领导机构的主要创建人之一。他在长期革命生涯中,勤勤恳恳,兢兢业业,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。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,荣获二级八一勋章、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。

一、向仲华就是“红色中华报”

向仲华,原名向崇如,1911年8月生于湖南省溆浦县一个农民家庭,在县初中读书时,他开始阅读《国家与革命》《哥达纲领批判》《共产主义ABC》等马克思主义著作,树立了崇高的革命理想。大革命失败后,向仲华参加了武装暴动,失败被捕,在狱中他坚持革命信仰,不屈不挠地与敌展开斗争。1930年7月,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团攻入长沙,向仲华得以解救,遂参加了红军,在教导队当学兵,一个月后,被分配至红8军军部任秘书。

1932年3月,红一方面军重新整编后,向仲华任红3军团第3师第11团政治处主任。他根据部队频繁行军作战的特点,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思想政治工作,使全团指战员始终保持了旺盛的革命斗志。1933年2月,在第四次反“围剿”作战中,向仲华协助团长何思栋指挥了两场重要战斗——黄陂战斗和草台岗战斗并取得了胜利。他根据战场敌情变化,不断向团长出谋划策,针对国民党军的火力优势,提出要充分发挥我军的近战优势,利用有利地形同敌人近身肉搏,使敌人的火力优势无法发挥,均被采纳,为取得第四次反“围剿”胜利做出了贡献。

向仲华看过不少书,文笔很好,堪称红军队伍中的“秀才”。红3军团成立之初曾创办《红军日报》,不久因环境所迫,加上缺乏办报人才,不得不停办。1934年初,上级令向仲华负责把报纸重新办起来,当时仅有一台手摇油印机、一块钢版,办报难度很大,但他毫不气馁,从采访、写稿、刻钢版,到油印、出版、发行,全由他负责。报纸每三天出一期,为及时报道部队行军作战情况,向仲华常常夜以继日、废寝忘食地工作。他不顾生命危险,冒着战火硝烟,深入前线采访,先后报道了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作战中的三溪圩反击战、太阳嶂阻击战、广昌保卫战、高虎垴战斗、万年亭战斗、驿前战斗中的战绩,宣传了红军指战员奋勇歼敌的无畏精神,使广大指战员深受鼓舞。10月上旬,向仲华肩扛办报设备,随部队踏上了万里长征的征程。行军途中,向仲华“一手拿笔,一手拿枪”,除了宣传报道,还要参加战斗。

向仲华简历,向仲华68岁担任许世友的政委

◆向仲华

1935年1月19日,红3军团挺进贵州土城、赤水时与国民党军遭遇,向仲华不幸负伤,简单包扎后,忍着剧痛,又投入战斗。在二渡赤水、夺取娄山关的战斗中,他带伤上前线采访,参加战斗。2月27日黎明,红3军团分多路纵队急速前进,追击溃逃黔军。考虑到向仲华的伤情,上级首长希望把他留在老乡家静养,但他坚持和大部队一起行动,他说:“即便是爬,我也要爬到目的地。”看他决心很大,首长只好同意了。从娄山关到遵义,道路崎岖湿滑,大雾弥漫,部队行军困难,向仲华忍着疼痛,随广大指战员一起跑步前进,赶在国民党军增援部队到来之前,夺取了遵义城。此战他不幸再次负伤。但靠着坚定的革命信仰和超人毅力,向仲华边治疗边行军,随部队转战于崇山峻岭和江河之间,先后三渡、四渡赤水,越过金沙江,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。

5月下旬,红3军团通过彝族区,抢渡大渡河,在部队进入彝族区前,根据军团首长的指示,伤势渐愈的向仲华利用报纸配合部队进行民族政策和群众纪律教育,并在报纸上开辟专栏,介绍彝族同胞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,要求指战员尊重彝族风俗习惯,坚守革命纪律,以模范行动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。这些扎实的宣传工作,为红3军团顺利通过彝族区奠定了坚实基础,得到了军团首长的高度评价和表彰。1935年10月,长征队伍到达陕北后,向仲华担任“红中社”社长,编辑油印在陕北复刊的《红色中华报》。由于人手短缺,从采访到油印全由他一人包办了,艰辛的付出使得他在部队知名度很高,他的战友回忆说:“当时许多同志几乎把向仲华的名字和《红色中华报》当作同义词,向仲华就是《红色中华报》。”

二、毛泽东对向仲华说:“继续抄收这方面的消息,不要遗漏,有什么消息,随时送来给我看。”

西安事变时,向仲华牵头在西安设立了红色中华报分社,将党中央的公开电报、文告、宣言等通过分社,印发西安各报社和社会团体,在舆论上很好地配合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。

1937年1月,红中社更名为新华社,向仲华为社长。此时新华社的社址在延安城内一座教堂的斜对面,工作人员仅3人,廖承志负责翻译全部外电,向仲华主编《新中华报》,并负责编写新华社国内广播部分稿件。中央首长对新华社电讯非常重视,廖承志回忆说:“每天晚上11点至12点钟的时候,毛主席一定来看当天第一手消息。他看国民党的消息,看国际方面的消息,看来自解放区的消息,每天晚上和我们在一起,坐上一二个钟头,一面看,一面问一些问题。”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当晚,新华社电台抄收到国民党中央社关于日本军队进攻卢沟桥,当地驻军奋起抵抗的新闻,向仲华直接送交毛泽东。毛泽东看过电讯后,让秘书拿来一张地图铺在桌上,用放大镜仔细查找卢沟桥所在位置,看完后,对向仲华说:“你们今晚要继续抄收这方面的消息,不要遗漏,有什么消息,随时送来给我看。”以新华社电讯为依据,党中央起草了《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》,并由新华社播发,向全国民众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参与抗战的决心。

1938年3月,向仲华担任新华社负责人,同时兼任新中华报社社长,两副重担一肩挑,向仲华的责任更大了。七七事变以来,新华社的业务量激增,发布的新闻电讯数量由原来的每天2000字增至5000字,而且经常发布党中央的重要指示、决定和有关报刊的社论。5月26日至6月3日,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《论持久战》的讲演,新华社作了全文播发。这是新闻媒体首次公开报道这篇光辉著作,因而迅速传遍了各抗日根据地乃至国统区及敌占区,在全国产生了极大反响,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斗志,坚定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。日军对新华社的特殊战斗作用恨之入骨,多次出动飞机野蛮轰炸其驻地——清凉山。每次轰炸前,向仲华都会及时组织人员将设备转至大石窑洞,日军的阴谋始终没有得逞。

1939年1月,党中央决定将新华社与新中华报社分开,分别成立编辑部门。从此,新华社成为独立机构,由向仲华负责管理。4月初,新华社搬到杨家岭。这一时期,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,陕甘宁边区生产生活遭遇了严重困难,为打破封锁,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“自己动手,丰衣足食”的伟大号召,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。向仲华带领全体工作人员积极响应,每天拂晓,他们就到了山上,向仲华总是带头抡起镢头开荒种地,穷苦出身,他对播种、锄草、施肥样样精通。秋天谷子成熟了,长长的大谷穗沉甸甸的,山上一片金黄。新华社离毛泽东的住地很近,毛泽东多次夸奖他们的庄稼种得好。

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,新华社担负的任务越来越重。经党中央批准,向仲华调整、扩充了新华社的组织机构和人力,建立了编辑科、通讯科、译电科、油印科、新闻科,向仲华兼任编辑科科长。随后,又在陕甘宁边区各县和延安机关、学校、工厂、部队建立了通讯网,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也陆续建立起一批分社。向仲华还十分重视通信员队伍建设,多次举办通信员新闻业务培训,亲自参加辅导讲课,帮助他们提高思想和写作水平。

1940年3月,周恩来从莫斯科治病归来,带回一部广播发射机,党中央利用这部发射机建立了延安广播电台,并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、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诤、向仲华等为委员的广播委员会。经过半年的筹划准备,12月30日,延安广播电台正式运营,并于当日用口语发布新闻。但创建初期,条件十分简陋,用电是由一部破旧的汽车头改装成的发动机带动发电机供给的;没有汽油,就用木炭来代替;没有铁塔,就用高大树干在山头上架起天线;没有隔音防潮材料,就在窑洞四面墙上挂上粗毛毯子;没有唱片,就让播音员唱一支革命歌曲。后来,毛泽东知道了,把他收藏的几张唱片送给了广播电台。试播初期,播音主要是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,也兼顾国民党统治区听众。1941年1月,皖南事变发生,毛泽东于20日以党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,揭露日本和亲日派的整个阴谋计划,严正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办法。向仲华利用新华社、延安广播电台迅速全文播发,从而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,在舆论上有力地配合了我党的反顽抗日宣传活动。

延安广播电台同新华社相配合,积极宣传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和主张,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喉舌和推动政治斗争的重大作用。党中央于5月15日专门下发了一个由毛泽东起草的通知,要求“各地应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。重要文章除报纸、刊物上转载外,应作为党内、学校内、机关部队内的讨论与教育材料,并推广收报机,使各地都能接收,以广宣传,至为至要”。

向仲华领导新华通讯社和新中华报社期间,为配合革命斗争,以苏澄、望一等笔名,亲笔写过许多社论和国际评论,以犀利的笔锋鞭挞了敌人,鼓舞了人民。他还在大后方出版了一本介绍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的书,扩大了解放区的影响。在此期间,他深感迫切需要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,因而在繁重的工作之余,总是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,如饥似渴地学习和钻研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,对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、斯大林著作的中译本基本上都通读了一遍,有的还读了两三遍,为提高思想理论水平,终生从事革命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三、“我们已认清时局的发展,只有打到蒋管区去,才能使全国胜利早日到来。我们坚决响应上级的号召,指到哪里打到哪里!”

解放战争爆发后,向仲华担任晋察冀军区第2纵队政治部主任。上任后,他根据斗争形势,对部队进行了《提高政治警惕性,加强巩固部队,保证自卫战争的胜利》的动员教育,并亲自到部队给干部战士讲课,让指战员明确: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,破坏政协协议,不顾人民的死活,不顾民族的存亡,出卖中国主权,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,不仅先后向东北、华中、华北解放区大举进攻,而且豢养大批特务,使用各种卑鄙手段,进行投毒暗杀,造谣欺骗,破坏团结。他号召部队提高政治警惕性,加强锄奸保卫工作,巩固部队,彻底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,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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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1971年6月,向仲华出席中国共产党军事科学院第一次代表大会。图为叶剑英、粟裕、向仲华在大会主席台上。

1947年12月6日,晋察冀军区第6纵队成立,文年生任司令员,向仲华任政治委员。第6纵队组建伊始,就迎来了一场生死考验。为打击华北“剿总”傅作义部,并配合东北民主联军的冬季攻势,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对平汉铁路北段发起了破袭战。为牵制国民党军,命令第6纵队:“火速赶到保定西北,不惜代价拖住敌人。”为分散敌人兵力,为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寻机歼敌创造机会,向仲华和文年生率部从满城以南的茂山村、张旺庄、守陵村地区出发,向保定外围的国民党军突然发起猛攻,当天即攻克水碾头、七里店、东西连良等10多处据点。傅作义错误地认为人民解放军要进攻保定,急调北平、天津地区的第35、第16、第94军和暂编第3军等部队火速赶往保定、满城,不料刚入保定地界即被第6纵队死死缠住。晋察冀野战军主力抓住战机,围点打援,集中第2、第3纵队主力围歼国民党军新编第22师和第101师,毙俘国民党军新编第32师师长李铭鼎以下2500余人。傅作义主力第35军军长鲁英麟慑于兵败,自杀身亡。进犯定县、满城的国民党军仓皇北逃。为继续牵制国民党军,保证主力进行新的机动,向仲华与文年生奉命率领第6纵队再战保(定)南,激战一昼夜,完成任务后胜利撤出战斗。

1948年8月,华北军区组建第3兵团,第6纵队划归第3兵团建制。中央军委向华北军区提出了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:乘国民党军空虚,再次出击傅作义之老巢绥远,发起察绥战役,调动傅作义部主力向西增援,以此达到拖住傅作义部队不至出关增援,确保东北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中迅速歼灭国民党军,解放全东北。华北军区决定第2、第3兵团担负此战役任务。按照上级部署,9月4日,向仲华、文年生指示各旅、团隆重举行出征宣誓。向仲华还亲自为部队撰写了誓词:“我们已认清时局的发展,只有打到蒋管区去,才能使全国胜利早日到来。我们坚决响应上级的号召,指到哪里打到哪里!不怕长途行军、夜行军、爬山、过河,不怕房子少、粮食缺,坚决完成解放全绥远的光荣任务!”

经过12天的艰难跋涉,部队抵达山西朔县地区。25日,向仲华与文年生指挥第6纵队发起进攻,先后占领清水河与和林县城。28日,部队向绥东疾进。经5昼夜急行军,长驱200余公里,进到丰镇以西、以北,卓资山以东、以南地区。这时,兵团首长命令第6纵队向绥西、绥北进军,攻取包头、武川等地,力争吸引归绥国民党军增援,歼其一部,然后再攻归绥城。第6纵队以勇猛动作和快速奔袭手段,圆满地完成了兵团赋予的任务。

11月下旬,平津战役开始。第6纵队的任务是攻打河北万全,进逼张家口。向仲华和文年生指挥第17旅突破万全城北门,激战90分钟,仅以1名战士负伤的代价,全歼守军,生俘国民党县长以下960余人。第16旅攻占了郭磊庄车站。此时,3兵团已胜利完成对张家口的包围态势。23日凌晨,张家口之国民党军全力向北突围。第6纵队冒着风雪严寒,和其他部队一道对国民党军展开堵击和追歼,毙敌828人,俘虏了包括第105军军长袁庆荣在内的8095人,缴获大批武器弹药,为平津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1949年1月,第6纵队改为第68军,隶属第20兵团。文年生、向仲华分任第68军军长、政治委员。3月中旬,中央军委命令第20兵团参与解放太原。第68军作战地区是在太原的北面和西面的汾河以东、阳曲镇、新店以西15公里纵深的区域。这一带碉堡林立,多达2000多个,是整个太原外围设防最严的地带之一,并有新城、炼钢厂和飞机场3大要点。4月20日,人民解放军开始扫清太原外围国民党军的战斗。凌晨2时,向仲华与文年生指挥部队将困在新城碉堡里的500多名国民党军全歼,瓦解了国民党军西北线的防御体系。随即轻装直插东张村,经5小时猛烈攻击,夺取了村庄外围的全部碉堡。24日晨,各路攻城部队向太原城发起总攻,第68军调集数十门大炮猛轰国民党军城垣10多分钟,城墙上近百处火力点被摧毁,大北门被打开一个缺口。向仲华与文年生指挥部队从大北门以西攻入城内,协同其他部队歼灭守敌8.4万人,解放了太原。

四、“只要我还活着,就要拼命为党工作。”

新中国成立后,视工作为生命的向仲华以火热的激情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。1950年9月,人民解放军摩托装甲兵司令部在北京成立,标志着人民装甲兵的诞生。11月,向仲华出任摩托装甲兵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。由于在长达6年多时间里,装甲兵没有设政治委员,中央军委明确装甲兵的政治工作由向仲华负责。

装甲兵部队专业性强,对文化知识要求高。然而初创时期的装甲兵整体文化素质低,其中文盲和初小程度的人数占81%。向仲华对此非常焦虑,深感这个问题不尽快解决,势必严重影响和制约装甲兵建设。从1952年4月开始,他以全军开展的大规模文化教育运动为契机,在装甲兵各级各单位开办了不同层次的文化补习班,一个群众性的文化学习活动迅速开展起来。经过一年的文化学习,装甲兵部队的文化水平提高很快,大部分官兵摘掉了文盲帽子,文化程度达到初小以上水平。

装甲兵部队的军事训练、技术工作大都在车场、驾驶场、射击场进行。向仲华明确提出装甲兵的政治工作也要深入到教练场、射击场、车场、演习场、驾驶场去,要贯彻到一切工作生活中去,与实际练兵很好地结合起来,创造出一套新形势下的政治工作方法,以增强特种兵部队中政治工作的针对性。在深入部队检查训练中政治工作的落实情况时,他发现有些政工干部把训练中的政治工作简单地理解为搞动员、喊口号,缺乏针对性、有效性。通过进一步调查,发现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。为此,向仲华在1956年4月主持召开装甲兵政治工作会议,提出“保证军事训练的良好质量是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”,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必须有的放矢地将政治工作渗透到军事训练中去,使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有机结合起来。

这次政工会议之后,部队训练中的政治工作开展得生动活泼,创造了许多新鲜有益的经验。如有的部队为了使政治工作与军事训练很好地结合,打破在军事训练和战术演习中只有军事主官登车的习惯做法,试行政治主官登车参加军事训练和战术演习。这一时期,向仲华还主抓了装甲兵院校的教学改革,扎实推行郭兴福教学法,使教学内容和形式逐渐摆脱了苏军的影响,更加符合中国军队建设情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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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1965年装甲兵第一届党委委员全体合影,第一排从左至右:张文舟、贺晋年、向仲华、许光达、黄志勇、程世才、顿星云、钟人仿。

1965年,向仲华出任军事科学院副政治委员,协助院长兼政治委员叶剑英领导军事科学研究工作。“文革”期间,向仲华敢于坚持真理,同林彪反革命集团作了坚决斗争,遭到迫害,长期被剥夺工作。1972年4月,向仲华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,在此期间,率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出访秘鲁、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,会见了三个国家和军队的主要领导人,参观学习了三个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成就和经验,传播了中国人民和军队的友谊。访问归来后,向仲华在向毛泽东、中央军委的情况报告中,对促进与这些国家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外交等方面交往,提出了很好的建议。

1977年9月,中央军委调向仲华到广州军区任政治委员,当时,他身患肝病,正在解放军总医院接受治疗,受命后,不顾医生和家人的劝阻,马上交接了总参的工作,第三天就出现在了广州军区的工作岗位上。向仲华对自身要求非常严格,按当时的政策,他调任广州后,在北京的住房允许家人继续居住。但他刚离开北京,就让家人从配给他的公房中搬出,到广州后无房,他一直住在军区招待所里。

20世纪70年代以来,越南奉行霸权主义政策,不断侵蚀我领土,杀害我边民。党中央、中央军委决定对其实行自卫还击作战,由广州军区负责组织实施。接到命令后,刚参加完十一届三中全会,向仲华马不停蹄,立即飞赴广西前线,要求全体指战员以饱满的精神和昂扬斗志,充分做好战前准备。战斗打响前,向仲华又亲临阵地视察,登上一座又一座海拔上千米的高山,勘察地形。当时他已经68岁高龄,身体瘦弱,加上肝病的折磨,体力很差。随行人员看到他非常劳累,一再劝他别登山了。他说:“不知彼知己,怎能指挥战斗,又怎能取得战斗的胜利呢!”他拄着拐杖,咬牙坚持登上了顶峰。通过周密调查和勘察,向仲华对部队的军政素质、战前准备、地形等情况都了如指掌,对取得自卫还击作战的胜利已成竹在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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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向仲华在广西前线。

1979年2月17日,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打响。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,向仲华始终坚守在前线指挥所,不仅卓有成效地领导了作战中的政治工作,而且参与了兵力部署和战役指挥。他根据情报,对敌情进行了认真分析,与许世友司令员并肩指挥了这一阶段的战役。3月16日,自卫还击作战第一阶段结束,向仲华指示参战部队搞好战斗总结,尤其要实事求是地把作战经验和教训总结好。他强调,部队20多年没有打仗了,这次作战有许多很好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。这些经验教训,是干部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,是无价之宝,要十分珍惜,把它当作教材,教育训练部队。向仲华还特别强调,在总结胜利经验的同时,对失利的教训也要深刻反省,把这方面的教训总结好了,今后打起仗来,遇到不利情况时,就可以变不利为有利,变被动为主动,避免或减少损失,夺取战争的胜利。

向仲华以过人的精力和忘我的精神努力工作着,但不幸的是,由于过度操劳,休息不足,向仲华的肝病复发了,住进了广州军区总医院。住院期间,他依然是工作上的“拼命三郎”,医生要他多休息,不让接见任何人,但他多次“违反”规定,不停地找干部谈话,听取汇报,了解情况,研究工作。身边工作人员看他太累了,劝他多休息,但他总是说:“只要我还活着,就要拼命为党工作。”积劳成疾,加上病魔的侵袭,1981年5月21日,向仲华在广州逝世,享年70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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